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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1章 遭上天報應,死于飛機墜地(2)

小說: 戴笠大傳      作者:朱長江

第三,是與張嘉敖部長早已說定,要求在交通部成立一個交通警察總署來統馭全國鐵路、公路的警務機構系統,并將本局的所有武裝部隊改編為交通警察部隊。化整為零合法化就是如此。”

戴興奮地說:“此外,我準備推薦李崇詩為海軍部陸戰隊司令,兵員由本局武裝部隊中抽撥,或在其他的方面抽調。”

戴笠唯恐特務們不明內情,在聽到化整為零的部署后感到泄氣,便給大家打氣說:

“世界上哪個朝代、哪個國家沒有特務機關,人家越喊要取消便越顯得重要。但是軍統局這個名稱有些臭了,組織也太龐大了,經費確也籌措不易,所以要化整為零,以合法化來堵住人言可畏的口,凡事要為領袖分憂著想,我跟他30年,是深知此道。”

在北平期間,戴笠為了強化軍統的力量,適應化整為零的形勢,進一步提出了“裁弱留強,里外三百”的口號,即邯鄲戰役中,國民黨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新八軍軍長高樹勛將軍,率所部新八軍和一個縱隊共13000余人在邯鄲前線起義,反對內戰,主張和平。其余的兩個軍在潰退中被中共武裝圍殲,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四十軍軍長馬法五被俘。高樹勛的起義和馬法五的被俘,在國民黨軍隊中震動很大,蔣介石尤其感到痛心,氣得幾天沒

戴笠深知,老頭子痛心的不是失去了兩位戰區副司令長官兼軍長,而是因為出師不利,挫傷了他本人和國民黨軍隊的反共信心。戴笠是十分自負的,他經常自詡為孫悟空,神通廣大,沒有辦不成的事。由此,他決心在反共方面也露一手,做一件國民黨在戰場上做不到的事,重新派特務把高樹勛從共產黨那邊招回來,一方面給蔣介石掙足面子,一方面也是在蔣面前顯示自己的反共實力。

11月間,戴笠到達天津,專門召集在津特務開會研究策反高樹勛回歸國民黨的策略。戴笠給特務們打氣說:“共產黨能把高樹勛弄過去,我們就有能力把高拉回來。”

天津站長陳仙洲曾在高樹勛部任調查室主任,與高的關系尚好。于是,戴當即將任務交給陳仙洲,指示陳說:“這事交給你去辦,不惜花費多大代價,把高拉回來。”

陳仙洲派曾任新八軍師長的張無疆前去策反高樹勛,結果一去音訊全無。

1946年1月,國共雙方簽署《建立軍事調處執行部的協議》,成立了三人小組領導下的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蔣指定國防部第二廳廳長鄭介民中將為國民黨方面的首席代表鄭介民雖然對這一個重要職務感到很滿意,但是對如何完成這一任務卻感到信心不足,因而找戴笠商量。戴笠則認為在軍事調處過程中,正是對中共進行特工活動的大好機會,于是專程趕回重慶,具體介紹當時八路軍、新四軍等中共武裝方面的情況。戴還向軍統局各部門的負責大特務指示,凡鄭介民提出要人、要錢、要電臺、要武器、要交通工具等,一定要優先供給。

結果,鄭介民在戴的全力支持下,一下子從二廳和軍統局選調了100多名軍統特務赴各地任調處執行小組的工作,并借機開展對中共情報工作。鄭甚至向戴笠要去軍統所謂中共問題專家郭子明當顧問。

為了協助鄭介民布置在軍事調處執行過程中的對中共情報工作,戴笠于1月22日帶著人事處長龔仙舫等大特務再次來到北平。戴笠在北平期間幫助鄭介民把人員調遣完畢,并指示軍統北平辦事處主任馬漢三對執行部中共首席代表葉劍英、參謀長羅瑞卿、參謀長耿飚、秘書黃華等人進行秘密監視。

戴笠對東北的形勢也特別關注。當時,東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因突發腎結核病而住進北平白塔寺中和醫院動手術治療,東北軍政大事由熊式輝一人統管,文強的工作也更加緊張繁忙。但戴笠仍對東北的情況放心不下,用急電將文強從錦州前線召回北平,進行談話,對東北的活動進行檢查部署。

戴笠聽完文強對東北形勢及東北站工作的匯報后,當即以先生的身份給文強上課說:“停戰談判作為攻心之計是需要的,不要認為可以談出什么結果;不論馬歇爾來華也好,其他的什么人來華也好,都只是緩兵之計。打是校長的既定方針。延安方面對此當然是看得明白的,他們也是早有準備的。問題是誰的實力壓倒誰。共產黨的軟功夫比硬功夫強。軟功夫能迷惑人,能迷惑世界輿論。恐怕我們將來吃虧吃在軟功夫上。”

聽到這里,文強以學生的身份向老師提問:“軟功夫是不是指政治手腕?硬功夫是不是指軍事力量呢?”

戴笠回答說:“你點穿得好。我不懂什么政治不政治。自去年在重慶訂立雙十協定以來,延安的軟手段耍得高明,老頭子預料毛澤東不敢到重慶,這一招沒有料到。‘統一軍令’、‘統一政令’,這兩條已全否定了,明明只有非打不可的一條路可走了。目前的形勢是打有利還是和有利?”

文強回答說:“打是真,談是假。談是為了打,打是為了在更有利的條件下來占上風。不過像馬法五、高樹勛在邯鄲那樣送禮的打法,閻錫山在上黨地區那樣送禮的打法,那就太笑話了。”

戴笠聽文強如此一說,不禁氣沖牛斗,拍案大罵道:“真沒有料到孫連仲這位與陳誠氣味相投的人,在江西省有‘剿共’經驗,在臺兒莊有抗日經驗的老牌將領,剛剛獨當一面,就如此丟臉,幾乎把老頭子氣得幾天沒落枕。”

說完,戴笠隨即從提包中取出一份文件給文強看,嚴肅地叮囑說:“這份絕密文件,是校長于邯鄲事件發生后親自召開的一次極為機密的會議,估計了形勢,檢查了決策,傳授了《剿匪手本》的要義,總結起來就是一句話:打才有出路!這份文件是指定胡宗南做的記錄,只許你知道,看完,限明晚將原件送還給我。”

文強拿到這份密件,視若寶貝,當晚即叫人偷偷打印了一本,以便帶回東北,貫徹落實。但是。戴笠直到機毀人亡,也沒能看到特務們在反共方面做出什么成績,這是他深為傷心的。

戴笠采取的第二步就是迅速整頓清理軍統內部的貪污受賄問題,整飭風氣,以免被蔣介石或政敵抓住口實,自招其禍。

在抗戰勝利后的接收過程中,由于軍統特務一方面利用在淪陷區潛伏力量,能夠很快地從地下鉆出來的捷足先登的機會,一方面則利用勾結策反偽軍漢奸,以后又負責整個肅奸行動的特權,使軍統特務們占盡天時、地利、“人和”之便,一個個在接收過程中上下勾結,左右串連,大肆貪污受賄,大發接收財,有的軍統特務一人“接收”的房產達20多幢。北平馬漢三及其親信貪污的金佛數只,每只重數十公斤,至于特務們借機向漢奸敲詐勒索,搶車子、奸污漢奸的小老婆、強奸漢奸女兒,更是不計其數。當時,僅據國民黨公布的上海敵僑和漢奸房產就有8500多幢(實際上遠遠大于此數),被特務、軍隊憲警、流氓等人侵占的就達5000多幢。其中軍統特務是最大的收益者。

起初,戴笠對軍統特務們的劫收貪污尚采取睜只眼閉只眼的態度,企圖讓其自生自滅。但是隨著肅奸活動的全面推開,特務們貪污受賄的風氣愈演愈烈。到肅奸后期,戴笠已知此事不妙。再這樣下去,不但要毀掉“團體”,而且會殃及自己。

于是,戴笠于1946年初從南京匆匆趕回重慶,將毛人鳳等人找去大罵了一通,并連連責問:“現在各地接收財產的情形,你們知道不知道?”

回答:“目前尚難以統計出來。”

戴笠馬上激動地指著他們的臉大喊大叫:“你這個管家人,真越來越糊涂!我告訴你!電報上報來的數字,大有問題,你們得趕快出去清理了,遲了便更要出毛病。”

當天,戴笠便指示毛人鳳成立一個財產清理委員會,由軍統局督察室主任廖華平兼主任委員,沈醉兼副主任委員,要他們迅速到各地去清理財產。這個組織比國民黨的清查團早5個月成立,但后因戴笠出事,軍統的清理活動拖到夏天才開始。

清理委員會剛成立,戴笠等不得廖華平等人開展工作,就下令將軍統電訊處長魏大銘囚禁,罪名是所謂走私罪。

1946年2月間,戴笠在天津召集特務們進行訓話,指出接收大員們貪污腐化、歪風嚴重,必須予以重視,警告下屬保持固有的“清白家風”,如有違反,定予嚴懲。并威脅要槍斃北平肅奸委員會的軍統特務王子英,其罪狀是與漢奸小老婆通奸,有辱“團體”門風等等。

當時,軍統局內部上上下下聽到戴笠發誓要整頓風氣、清查財產的講話后,一個個確實緊張了一陣子。但戴笠一死,大家表面上依依不舍,背地里各自慶幸,魏大銘更是仰天大笑。大特務們失去管束,劫收來的財產和個人榮華富貴可保無虞,心中不禁松了一口氣,軍統清查活動也不了了之。

三 墻倒眾人推

在國民黨內外人士強烈要求撤銷特務機關的形勢下,戴笠成了徹頭徹尾的過街老鼠。于1946年在重慶召開的舊政協會議,戴笠的政敵更是大搞倒戴風潮,他們為“打倒特務”的呼聲推波助瀾,整個會議期間彌漫著濃烈的“反特”氣氛。

戴笠第一次感受到那種輿論的力量,那種萬人同聲、千夫共指的局面,就是以蔣的手腕和至高至尊的權威,似乎也抵擋不住,不得不連連向戴笠查詢化整為零方案的籌備情況。戴笠對此雖早有預見,但是他的考慮是,在未能掌握控制海軍司令部之前,軍統組織是不能輕易撤銷的。

戴笠的既定方針是,以不變應萬變,用一個“拖”對付方方面面的逼迫。從1月間開始,戴笠借巡視各地肅奸案件為由,索性避開重慶喧鬧的局面,在華北、華東各城市之間飛來飛去,以便躲過困難時期。

1946年2月間,蔣提升唐縱為內政部政務次長,這不但使唐的地位第一次高于戴笠,而且為以后出任警察署長做了準備。這時戴笠已進一步看出蔣將軍統化整為零的目的就是為了分而治之,互相牽制,以便控制。

在這同時,蔣指示唐縱主持召開特工月度匯報,以便研討對付三大會議(國共和談會議、第一次政治協商會議、國民參政會四屆二次會議)要求取消特務機關的對策,戴笠知道在這種形勢下,必定是會無好會,策無好策,索性以肅奸案件太多太忙為借口,在外請假,不肯出席。

加上原先出席特工月度匯報的八人(戴笠、唐縱、鄭介民、宣鐵吾、張鎮、王某、徐佛觀、葉秀峰)中,鄭介民去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不能出席,王某因國際問題研究所的情報不實,被戴笠告發,蔣一怒之下撤職,宣鐵吾已去上海赴任,難以抽身,徐佛觀的中央黨政軍聯席會議也名存實亡,故月度匯報的八人小組已不能正常召集。同時,由于需要討論決策的問題與特工匯報也有所不同,鑒于此,蔣于2月間下令成立了一個新的小組,指定由宣鐵吾、陳焯、李士珍、黃珍吾、葉秀峰、戴笠、鄭介民、唐縱等8個人組成。

蔣介石擬定這個名單是很費了一番苦心的。

第一,八人小組中,除陳焯是出身北洋軍閥政府的老警察外,只有中統局長葉秀峰是代表cc系,其余6人全部是黃埔學生。這說明蔣在考慮改組特務機關過程中,主要依靠黃埔系。而CC系因陳果夫、陳立夫、朱家驊之流在蔣心目中的利用價值已大大降低,故不被看重。

第二,八人小組中,宣鐵吾是上海市警察局長,陳焯是北平市警察局長,黃珍吾是首都警察廳長,李士珍是中央警官學校教育長。葉秀峰、戴笠、鄭介民、唐縱則代表中、軍統特務機構。從大的方面說,警察與特務在名額上4票對4票。這說明在蔣的頭腦中,改組特務機構、化整為零的主要方向是警察特工化,把大批特務充實到警察機構中,形成特務與警察的合流。

第三,與老的八人小組相比,戴笠在新八人小組中的地位和影響大夫降低。老的八人小組,基本上是以戴笠、唐縱唱主角。新的八人小組中,情況起了根本變化。

首先就會議內容來說,新八人小組要討論決策的不是如何加強特工活動,而是討論如何取消特務機構,將中、軍統化整為零合法安置到警察系統中去的問題。在這種場合,戴笠不但失去了過去的主宰地位,而且還須求助于這些警界“大亨”。

其次,就新八人小組的成員來說,戴笠對手的勢力更加強大。不但宣、葉依然在里面,而且又增加了一個李士珍,一個黃珍吾。李士珍與戴笠你死我活地爭了15年,是早已被戴笠拉下馬的人,現在居然又被蔣介石扶上馬,來參加討論撤銷軍統局的問題,這對戴笠不啻是嘲笑愚弄,這是戴笠無論如何不能忍受的。

至于黃珍吾,本是鄭介民的同鄉,與戴笠有較好的關系,原先在戴笠與康澤的角斗中,戴一度保薦黃擔任別動隊副總隊長與代總隊長。黃后來走陳儀和蔣經國的路子,在抗戰期間先后任福建省保安副司令兼保安處長、青年軍二〇八師師長。蔣經國與宣鐵吾本是至交,抗戰勝利后,青年軍整編復員,黃珍吾由宣鐵吾、李士珍聯手向蔣保薦,蔣經國暗中施以援手,從韓文煥手中奪得首都警察廳長。這個時候的黃珍吾已完全成了宣鐵吾、李士珍一派的人。

至于陳焯,資歷之老可以在蔣介石面前擺老資格,戴笠這種“小字輩”的暴發戶,當然不在話下。

剩下的一個唐縱,一個鄭介民,他們表面上是軍統的老人,但唐縱受蔣籠絡,早已與戴貌合神離,甚至在暗中與戴相互較勁。況且此時的唐縱,不但升任內政部次長,全國警察總署署長一職也已在掌握之中。他豈肯甘心當一名戴笠的“書記長”。

就鄭介民來說,早在抗戰初期就開始跳出軍統,專在軍令部二廳去發展他的新天地。到了1946年1月中旬,又出任北平軍調處執行部國方首席代表,成了國內外矚目的政治新星,更不屑于跟在戴笠后面當一名“二老板”。

因此,新八人小組之中,大致可以分為三派,宣鐵吾、李士珍、黃珍吾是堅定的反戴派,葉秀峰在反戴方面與這一派有共同語言,因而可以為宣等利用,陳焯、唐縱、鄭介民是中間派,唯有戴笠是單槍匹馬,因而形成一人與七人的分離和對立局面。

蔣介石為了能盡快解決軍統組織的改組問題,于1946年3月初親自給戴笠發電報,指令他立即返回重慶參加新八人小組會議,電報是由毛人鳳通過軍統電臺代轉的。

也正在這段時間里,先期從上海、南京等地回到重慶的宣鐵吾、黃珍吾與李士珍抱成一團,開始秘密策劃如何將軍統徹底搞垮的辦法。

軍統看家人毛人鳳探得這一消息后,當即在蔣介石給戴笠的電諭紙反面,注上“重慶宣(鐵吾)、李(士珍)、黃(珍吾)在搗鬼,謹防端鍋,請親自呈復”數語。提醒戴笠注意。

戴笠在外巡視,一直不肯返回重慶,本有借故躲避八人小組會議的目的。現在上有蔣介石緊逼不放,下有宣、李、黃聯手算計,戴笠似乎像一頭被人逼急了的老狼,于無計可施之中,不禁擺出一副拼死一搏的決斗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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